医韬
时间:2011-08-05] 来源:民族医药开发委员会
学术著作介绍
郑志国
主要学术成果是:完成了个体学者意义上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现代化表述方式的合理性论证,或者
郑志国
主要学术成果是:完成了个体学者意义上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现代化表述方式的合理性论证,或者
说是“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因为这种学术论证是单一学者的个体活动,准确地说是初步的。“中医药学理
论体系”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面向全中国、全世界所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2006——2020)》列为“六、基础研究 3、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 (1)人类健康与
疾病的生物学基础”之最后收尾项;“中医基础理论创新”被该《纲要》列为“三、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
8、人口与健康 (50)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之首发项。笔者二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结果显示:《国家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的这两大重要项目的核心在事实上是同一个学术研究工程。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其内容应当是:(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历史学及人类文明学的起源;
(2)该理论体系的萌生形态及术语概念体系的发生发展;(3)初期形态的理论体系的发展及补充完善;
(4)完成定式的理论体系的具体内涵及其核心思维运动规则的哲学原理;(5)完成定式的中医药基础理论
体系与适当历史条件下的人类医疗技术手段体系的有机结合及其对古代中国社会医药卫生事业及世界医药卫
生事业的促进和牵引;(6)中医药基础理论体系与中医药内治技术体系完美结合的典范——以《伤寒杂病论》
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医经方学术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在现代世界的人类医疗活动中的重要价值和无可取代的
功能位置;(7)中医药基础理论与中医外治技术体系的长历史时期的结合成果——中医针灸按摩经络穴位学
术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在现代人类医疗体系中的价值和功能位置等等。这些学术研究,必须以我们现实社
会中的中医药学的真正内涵、以自古至今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客观完整的学术全貌、以中医药学的经典学术
文献和历朝历代的中医药业前人对医疗活动的认识归纳资料、以能够正确反映中华社会文明发展全貌的历史学
资料和有关中医药方面的历史文献记载等等,为研究的根本基础来进行。读不懂中华民族的古代经典文献,不
能知晓或了解其中所包含的博大精深的真理性、永恒性的学术内涵,那不是古人的过错,那是现代中国的悲哀
和中华文明之堕落。因此中医药学的理论研究必须以具有读懂中国古代几乎全部的经典文献的能力为一个条件,
另一个条件是研究者还必须是一个在现实社会中掌握和运用着中医药理论和技术的学术实践者。
而“中医基础理论创新”,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被“创新”的是“中医基础理论”,“理论”本身就在指
某种成体系的学术系统,而这个成体系的学术的“基础”,所指又是什么?或哪种层次的思想认识是其他层次的
认识的“基础”?中医理论中最“基础”的层次是什么?。如果不明了、不掌握“什么是中医基础理论”,则所
谓的“创新”根本不是“中医基础理论创新”。中国社会自一八四零年以来、更主要的是自民国纪元以来,
学术风气被近代恶劣文人们严重地败坏了,因此当代应当提倡正规学术意义上的创新,中医药学在学术意义
上的“创新”的起点就是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全面继承、首先明确中医基础理论的全部真正内涵。可见,“中
医药学理论体系”项目是“中医基础理论创新”项目的基础和第一环节。如果人们明了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
真正内涵而对之进行创新,那么这个“创新”,是对庞大的、凝聚了东方人类世界自古以来的一切医药文明成
果的理论体系的深化、补充和发展,是中医理论体系本身之真理内核的延伸,是中华民族古代医药文明在现
实世界中的完整复苏、生长和开花结果,是中华民族已经再次开始向全世界贡献自己应该具备的、崇高而伟
大的文明内涵的一种标志。这种创新才是真正的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这种创新必然会得到中国以及世界整
个医药界由衷地敬佩与称赞。而这种创新的起点却是继承。
以上关于“中医基础理论创新”与“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内在联系的讨论是纯学术层面的,而本人在学术
以上关于“中医基础理论创新”与“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内在联系的讨论是纯学术层面的,而本人在学术
研究中所揭示出的二者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事实上的同一性,并不仅指一者是另一者的基础环节,是指:
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在当代的中国社会中,所应当、所必须进行创新的并不是中医基础理论本身,而是
研究者本人的认识能力、学术素养、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在目前的世界中还未丧失客
观前瞻性和现实有效性,只要我们能够完成对其合理性的充分论证,使其所包含的真理性内核被现代社会
普遍性地获得,使由此内核所形成的学术体系在现实社会中成为创造文明的发展浪潮,我们就百分之百地
实现了“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学术创新。
围绕“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合理性论证,笔者进行了中华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医药学历史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
的系统性学术研究。内而儒之《六经》、诸子百家、《史记》《汉书》、《中国通史》、《中华文明史》等等,
外而马恩列斯、《世界通史》、欧美名论、甚至于《圣经》《西方各地的神话传说》,参酌以当代的历史学、
古人类学、社会历史发展学的最新知识成果,将它们做为基础资料,首先提出了一个能够用来研究中医药学理
论体系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背景式史学认识《中华本体论》,在此史学背景之上,将中医药学的学术体系自《易》
所载之伏羲八卦符号起,至清末以来之“寒、温分争”止,依历史文献之记载、以中医药学的各时代主要学术
典籍的内容为学术依据,解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具体医学内涵,考证《人体经络穴位图》的产生年
代,研讨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核心“阴阳五行”的哲学本质——“阴阳五行”是由三套辩证法“二分法、二分
基础上的三分法、五分法”为代表的辩证法学术体系,我们当代社会却只了解一个“二分法”,并浸染了近代
的“学不会、读不懂就是古代的过错”的学术恶习,因此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根本合理性无法认识,这种哲
学的彻底贫困、史学的刻意虚无、现实的只会跟随是造成二十世纪中国中医药学濒临绝境的最大不利因素。通
过研究《内经》学术体系的各构成要件——主体理论的概念术语系统、人体器官组织概念术语系统、医疗操作
动作的概念术语系统、医疗工具的概念术语系统等等的起源发展过程,来研究《内经》的历史形成过程,从而
为研究《内经》之前的几千年历史阶段的中医脉学史、针灸学史、中药学史提供主体学术方向。最后将上述学
术研究整合,描述出一个中医药学学术体系自古以来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全貌。本人称之为《新医学源流论》。
以《新医学源流论》《中华本体论》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结合现代西医学的伟大发展,以现代中国与世界、二
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二者关系的史学认识为依托,研究中医药学、中医药产业与中国社会以及整个人类当代
世界的本质性关系,以期探求其发展方向、战略位置和终极归宿,以及实现这种归宿的策略和方法,还有其所
存在的种种外部环境性的、内部人为性的悖论等等,以上所有学术研究合为一本书——《医韬——中医药的发
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已于2007年9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正式出版。
下面将笔者的学术研究及从医历程作一简介,以期能得到更多的专家学者的批评教正:
一、 自身感受到中医药学的真价值。
本人对中医药学之真价值的亲身感受和领悟,自本人之重病被中草药治愈始。本人自十一岁起,得一持续高热
重病,住进有名的大医院治疗,遍请有名之大教授会诊,做过所有可做之化验,试用所有可用之西药,莫能明
确为现代医学之何病。又找有名中医教授多人诊治,亦无确效。几近无奈之极,父母之同乡王叔介绍说,其单
位之中医刘全才老师医术时有神效,遂往治。处方草药十余味,皆极普通之常用草药,服药三剂,病霍然而去。
自此而知,中医药学之中蕴有常人未知之道理,从此也激发了笔者探索这神奇奥秘的兴趣。
二、 学习之中发现问题。
笔者自1988年起开始参加自学考试,并且即以刘全才医师为师而日日随诊,刘师常愤论世俗对中医药学的偏见,
并明确指出中医药学本身具有不同于现代社会世俗观念的理论,他就是运用它治好了笔者和其他许多人的病,
不少病都是现代医学体系弄不清、治不了的。这些话更坚定了笔者的学习信心,并且开始思索世俗偏见的根源。
在学习过程中,《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课程的《教参》则揭示问题较多,如《伤寒论教参》在附篇刊载
了“青年教师求教于主编:《内经》明示‘治病以阴阳为纲’,而《伤寒杂病论》既有‘阴阳’又有‘六经’,
到底是‘阴阳’为纲还是‘六经’为纲?”此问事实上是对“六经”与“阴阳”之间的关系无法认识。又如
《内经教参》对《内经》的形成年代无法确定,对“阴阳”“五行”的起源胡乱解释,公然引用战国时期外部
借用说,对人类早期医药学的发展要先于其他的社会类学科这一常识昧而不识,无视历史事实和经典文献的明
确记载,编造出什么“五行借用于邹衍之流”的低级谬论,等等。
三、 体会一个“中医人”的责任。
成为中医师之后,在钻研理论、收集经验、锻炼技能、治病助人之外,渐渐明白了二十世纪的那些前辈中医人
的愤懑所在:二十世纪末期被人们称为“朝阳产业”的中医药业事实上却是一个中国社会中的濒危行业。不明
朗的行业前景与中医人本身对中医药学的体认之间所产生的反差,是造成前辈中医人愤懑的真正根源,一个当
代的中医人,必须面对这些危机:
(一)自从二十世纪初期极端西化的西医提出了“‘阴阳五行’是不可认识的,中医理论是以‘阴阳五行’为
基础的反科学的理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中应当消灭中医,完全西医化”以来,由“阴阳五行”所导致的
“中医不科学”,就成为了一个套在中医药业脖项之上的绞索,解不掉它,中医药业就不能大步向前地发展。
(二)自二十世纪末以来,越来越多的正规中医院校毕业生离开校门以后,却不从事中医药行业的工作。可以
认为,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的院校方式是未能成功的,现在又呈现出“崩盘”之势。原因何在?不在无成功之
理,而在无成功之术:该学的不学、该背的不背、该强化训练的不训练、该暂时淡化的反加重。东施效颦——
学习西医学的学科建制本是好事,但学科内容也偷偷抄袭西医;邯郸学步——中医学好了,再了解甚至于精通
西医,谁谓不可?偏偏是自己的根本没掌握,就急急的去搞中西结合,结果是自己的东西反被“结合”掉了。
如此的教育如何成功?
(三)院校教育之不成功,是否与其教育产品的供给方向存在战略性的根本错误有关?医院是万能的吗?西方
社会发展到现代,兴起了社区医学,明确显示了“医院不是万能”、甚至发达社会的医疗主战场不是医院而是
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中医药学本身就具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特性,我国自近代以来一直还是
以非工业化强组织人口为主的社会,社会医学、乡村医学一直都应是我国医疗服务的重心,中医的院校教育为
什么不去满足中国社会的根本需求、不按自身的技术特性去发展呢?有国情、有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我们的医疗决策为什么就总是跟着欧美跑呢?西医跑跑则可,而我们的中医为什么也要往死路上跑呢?
行业的危机就是行业中的个体的最根本的人生危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巢之将覆,卵岂能完?而产业的发
展危机又是国家和民族前进的危机,新中国本应就是中国四境之内所有人民的新中国,建国五十余年,百业俱
起,却独危一业,而人类文明发展的浪潮又无时不在地向中国的中医药业发出召唤。一个中医人,处于行业的
生死存亡之际,怎么办?
四、我以我学证中医。
笔者自从身受其疗效时起,通过坚持不懈地学习,学习基础之上的实践,首先确认了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中医药
学的真实存在。再实践,在医疗工作中从偶然体会到“经方”的神奇,逐渐认识到“经方”的广泛必然性,进
而体会到决定此必然性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价值。
生活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中医人,自其成为这种“人”之始,其头脑中就存在着两个学术体系。中医药学的体
系在头脑中的数量和所居的位置,在开始阶段是无法和现代知识体系并齐的,其总是处于从属的状态。中医人
的大脑总是在调整二者之间的关系。到了运用经方来治疗疾病的阶段,我们大脑中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才会鲜
活丰满起来,我们才会明白在中医药学所涉及的社会实践领域,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是这个领域的主导,现代知
识体系此时只是背景式的东西,不再是核心的东西,因为现代知识体系归根结底还只是物理化学,不是“活生
生的人”学。中医人内心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合理性的论证,是文字性论证的基础。内心的论证是通过自身的
医学实践完成的,外部文字表述的学术论证只有通过中华学术体系与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对比研究才能进行,
因为学问是需要符合逻辑规则地表达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是中华学术体系的有机部分,西医药学是现代西方
知识体系的有机部分,自古至今,中华学术体系与西方知识体系是人类并行发展着的两大最主要的文明体系,
两者自源至流以及内涵都是不同的表述系统。实质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原因在于其所涉及的社会实践的领
域及深入的程度有所不同,其所观察同一事实的角度、目的和观察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这是人类能够形成中医
药学与西医药学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的原因。而我国社会中普遍地想从现代知识体系中寻得中医药学的合理性
根据,是一种低级的错误,如果能够寻得,那么表明中医药学是现代西方学术体系的一个部分、一个衍生体系,
历史和现实都不是这样。中医药学的合理性只有在它本身产生发展的历史和由此历史所形成的文明体系之中才
能获得严密的表达,然后通过中、西文明体系的对比,将此合理性升华为全人类的共识。
东、西两大文明知识体系之间有无共用、共通的东西?有,它就是辩证法。无论是中国的诸子百家、儒道释三
教、毛泽东思想,还是黑格尔的哲学史学、马列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现代科技知识体系,矛盾、对立统一皆
可以一贯之。东、西方的知识体系无论其如何庞大,都可以收缩到哲学,进而从哲学再收缩到辩证法。如果我
们论证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与辩证法的关系,那么就是论证了中医药学与人类知识的最基础的部分的关系,合
于辩证法,则中医药学是根本合理的,不合辩证法则不合理。而辩证法从何而来?伟大的恩格斯指出:辩证法
来自人类以往的历史、来自社会所进行过的实践,是人类思维对人类社会所接触到的客观外界、社会生活和精
神活动的最全面准确的概括。而我国社会的哲学研究早已揭示了单单一个“一分为二”的不够精确、不够深入,
从中华社会自有人类以来的文明发展史中,根据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辩证法的定义和概括,来寻找辩
证法的全貌,来探讨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核心符合不符合辩证法的精髓,最后的答案是肯定的。需要说明的是,
一分为二的“二分法”,只有发展成加入“变量”因素的“二分基础之上的三分——三分阴阳”才是精确而深
入的;而“五分”是另一种角度上的辩证法。人类真正的辩证法不是单一的表现形式,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
因为客观世界、或单单人类社会本身事实上太复杂和深奥了,我们有关的一切认识还只是初步的。关于辩证法
的具体论证请参看《医韬》一书的相关章节,此处不便展开叙述。
核心性的学术问题解决了,展开我们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长卷,将中医药学的发展过程置于其中,其他的
学术问题也都是一一可了的。
围绕“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合理性论证,笔者进行了中华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医药学历史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
的系统性学术研究。内而儒之《六经》、诸子百家、《史记》《汉书》、《中国通史》、《中华文明史》等等,
外而马恩列斯、《世界通史》、欧美名论、甚至于《圣经》《西方各地的神话传说》,参酌以当代的历史学、
古人类学、社会历史发展学的最新知识成果,将它们做为基础资料,首先提出了一个能够用来研究中医药学理
论体系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背景式史学认识《中华本体论》,在此史学背景之上,将中医药学的学术体系自《易》
所载之伏羲八卦符号起,至清末以来之“寒、温分争”止,依历史文献之记载、以中医药学的各时代主要学术
典籍的内容为学术依据,解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具体医学内涵,考证《人体经络穴位图》的产生年
代,研讨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核心“阴阳五行”的哲学本质——“阴阳五行”是由三套辩证法“二分法、二分
基础上的三分法、五分法”为代表的辩证法学术体系,我们当代社会却只了解一个“二分法”,并浸染了近代
的“学不会、读不懂就是古代的过错”的学术恶习,因此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根本合理性无法认识,这种哲
学的彻底贫困、史学的刻意虚无、现实的只会跟随是造成二十世纪中国中医药学濒临绝境的最大不利因素。通
过研究《内经》学术体系的各构成要件——主体理论的概念术语系统、人体器官组织概念术语系统、医疗操作
动作的概念术语系统、医疗工具的概念术语系统等等的起源发展过程,来研究《内经》的历史形成过程,从而
为研究《内经》之前的几千年历史阶段的中医脉学史、针灸学史、中药学史提供主体学术方向。最后将上述学
术研究整合,描述出一个中医药学学术体系自古以来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全貌。本人称之为《新医学源流论》。
以《新医学源流论》《中华本体论》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结合现代西医学的伟大发展,以现代中国与世界、二
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二者关系的史学认识为依托,研究中医药学、中医药产业与中国社会以及整个人类当代
世界的本质性关系,以期探求其发展方向、战略位置和终极归宿,以及实现这种归宿的策略和方法,还有其所
存在的种种外部环境性的、内部人为性的悖论等等,以上所有学术研究合为一本书——《医韬——中医药的发
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已于2007年9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正式出版。
下面将笔者的学术研究及从医历程作一简介,以期能得到更多的专家学者的批评教正:
一、 自身感受到中医药学的真价值。
本人对中医药学之真价值的亲身感受和领悟,自本人之重病被中草药治愈始。本人自十一岁起,得一持续高热
重病,住进有名的大医院治疗,遍请有名之大教授会诊,做过所有可做之化验,试用所有可用之西药,莫能明
确为现代医学之何病。又找有名中医教授多人诊治,亦无确效。几近无奈之极,父母之同乡王叔介绍说,其单
位之中医刘全才老师医术时有神效,遂往治。处方草药十余味,皆极普通之常用草药,服药三剂,病霍然而去。
自此而知,中医药学之中蕴有常人未知之道理,从此也激发了笔者探索这神奇奥秘的兴趣。
二、 学习之中发现问题。
笔者自1988年起开始参加自学考试,并且即以刘全才医师为师而日日随诊,刘师常愤论世俗对中医药学的偏见,
并明确指出中医药学本身具有不同于现代社会世俗观念的理论,他就是运用它治好了笔者和其他许多人的病,
不少病都是现代医学体系弄不清、治不了的。这些话更坚定了笔者的学习信心,并且开始思索世俗偏见的根源。
在学习过程中,《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课程的《教参》则揭示问题较多,如《伤寒论教参》在附篇刊载
了“青年教师求教于主编:《内经》明示‘治病以阴阳为纲’,而《伤寒杂病论》既有‘阴阳’又有‘六经’,
到底是‘阴阳’为纲还是‘六经’为纲?”此问事实上是对“六经”与“阴阳”之间的关系无法认识。又如
《内经教参》对《内经》的形成年代无法确定,对“阴阳”“五行”的起源胡乱解释,公然引用战国时期外部
借用说,对人类早期医药学的发展要先于其他的社会类学科这一常识昧而不识,无视历史事实和经典文献的明
确记载,编造出什么“五行借用于邹衍之流”的低级谬论,等等。
三、 体会一个“中医人”的责任。
成为中医师之后,在钻研理论、收集经验、锻炼技能、治病助人之外,渐渐明白了二十世纪的那些前辈中医人
的愤懑所在:二十世纪末期被人们称为“朝阳产业”的中医药业事实上却是一个中国社会中的濒危行业。不明
朗的行业前景与中医人本身对中医药学的体认之间所产生的反差,是造成前辈中医人愤懑的真正根源,一个当
代的中医人,必须面对这些危机:
(一)自从二十世纪初期极端西化的西医提出了“‘阴阳五行’是不可认识的,中医理论是以‘阴阳五行’为
基础的反科学的理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中应当消灭中医,完全西医化”以来,由“阴阳五行”所导致的
“中医不科学”,就成为了一个套在中医药业脖项之上的绞索,解不掉它,中医药业就不能大步向前地发展。
(二)自二十世纪末以来,越来越多的正规中医院校毕业生离开校门以后,却不从事中医药行业的工作。可以
认为,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的院校方式是未能成功的,现在又呈现出“崩盘”之势。原因何在?不在无成功之
理,而在无成功之术:该学的不学、该背的不背、该强化训练的不训练、该暂时淡化的反加重。东施效颦——
学习西医学的学科建制本是好事,但学科内容也偷偷抄袭西医;邯郸学步——中医学好了,再了解甚至于精通
西医,谁谓不可?偏偏是自己的根本没掌握,就急急的去搞中西结合,结果是自己的东西反被“结合”掉了。
如此的教育如何成功?
(三)院校教育之不成功,是否与其教育产品的供给方向存在战略性的根本错误有关?医院是万能的吗?西方
社会发展到现代,兴起了社区医学,明确显示了“医院不是万能”、甚至发达社会的医疗主战场不是医院而是
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中医药学本身就具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特性,我国自近代以来一直还是
以非工业化强组织人口为主的社会,社会医学、乡村医学一直都应是我国医疗服务的重心,中医的院校教育为
什么不去满足中国社会的根本需求、不按自身的技术特性去发展呢?有国情、有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我们的医疗决策为什么就总是跟着欧美跑呢?西医跑跑则可,而我们的中医为什么也要往死路上跑呢?
行业的危机就是行业中的个体的最根本的人生危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巢之将覆,卵岂能完?而产业的发
展危机又是国家和民族前进的危机,新中国本应就是中国四境之内所有人民的新中国,建国五十余年,百业俱
起,却独危一业,而人类文明发展的浪潮又无时不在地向中国的中医药业发出召唤。一个中医人,处于行业的
生死存亡之际,怎么办?
四、我以我学证中医。
笔者自从身受其疗效时起,通过坚持不懈地学习,学习基础之上的实践,首先确认了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中医药
学的真实存在。再实践,在医疗工作中从偶然体会到“经方”的神奇,逐渐认识到“经方”的广泛必然性,进
而体会到决定此必然性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价值。
生活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中医人,自其成为这种“人”之始,其头脑中就存在着两个学术体系。中医药学的体
系在头脑中的数量和所居的位置,在开始阶段是无法和现代知识体系并齐的,其总是处于从属的状态。中医人
的大脑总是在调整二者之间的关系。到了运用经方来治疗疾病的阶段,我们大脑中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才会鲜
活丰满起来,我们才会明白在中医药学所涉及的社会实践领域,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是这个领域的主导,现代知
识体系此时只是背景式的东西,不再是核心的东西,因为现代知识体系归根结底还只是物理化学,不是“活生
生的人”学。中医人内心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合理性的论证,是文字性论证的基础。内心的论证是通过自身的
医学实践完成的,外部文字表述的学术论证只有通过中华学术体系与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对比研究才能进行,
因为学问是需要符合逻辑规则地表达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是中华学术体系的有机部分,西医药学是现代西方
知识体系的有机部分,自古至今,中华学术体系与西方知识体系是人类并行发展着的两大最主要的文明体系,
两者自源至流以及内涵都是不同的表述系统。实质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原因在于其所涉及的社会实践的领
域及深入的程度有所不同,其所观察同一事实的角度、目的和观察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这是人类能够形成中医
药学与西医药学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的原因。而我国社会中普遍地想从现代知识体系中寻得中医药学的合理性
根据,是一种低级的错误,如果能够寻得,那么表明中医药学是现代西方学术体系的一个部分、一个衍生体系,
历史和现实都不是这样。中医药学的合理性只有在它本身产生发展的历史和由此历史所形成的文明体系之中才
能获得严密的表达,然后通过中、西文明体系的对比,将此合理性升华为全人类的共识。
东、西两大文明知识体系之间有无共用、共通的东西?有,它就是辩证法。无论是中国的诸子百家、儒道释三
教、毛泽东思想,还是黑格尔的哲学史学、马列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现代科技知识体系,矛盾、对立统一皆
可以一贯之。东、西方的知识体系无论其如何庞大,都可以收缩到哲学,进而从哲学再收缩到辩证法。如果我
们论证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与辩证法的关系,那么就是论证了中医药学与人类知识的最基础的部分的关系,合
于辩证法,则中医药学是根本合理的,不合辩证法则不合理。而辩证法从何而来?伟大的恩格斯指出:辩证法
来自人类以往的历史、来自社会所进行过的实践,是人类思维对人类社会所接触到的客观外界、社会生活和精
神活动的最全面准确的概括。而我国社会的哲学研究早已揭示了单单一个“一分为二”的不够精确、不够深入,
从中华社会自有人类以来的文明发展史中,根据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辩证法的定义和概括,来寻找辩
证法的全貌,来探讨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核心符合不符合辩证法的精髓,最后的答案是肯定的。需要说明的是,
一分为二的“二分法”,只有发展成加入“变量”因素的“二分基础之上的三分——三分阴阳”才是精确而深
入的;而“五分”是另一种角度上的辩证法。人类真正的辩证法不是单一的表现形式,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
因为客观世界、或单单人类社会本身事实上太复杂和深奥了,我们有关的一切认识还只是初步的。关于辩证法
的具体论证请参看《医韬》一书的相关章节,此处不便展开叙述。
核心性的学术问题解决了,展开我们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长卷,将中医药学的发展过程置于其中,其他的
学术问题也都是一一可了的。


中央统战部
中国政府网